摘要: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微观方面包括动物遗存、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研究,宏观方面则从聚落形态角度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比较。总体上裴李岗文化生计表现出低水平的食物生产状态,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可能也占有一定比例并有了初步发展。目前仅贾湖遗址进行过较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而各遗址采集、狩猎、渔业、家畜饲养及农业生产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不同,当前研究缺乏各遗址生业经济结构的具体细节,裴李岗文化跨越了近1500年,各时段的比较研究也还严重缺乏。

自1977年裴李岗遗址首次发掘开始,裴李岗文化的遗址发掘和相关研究已经开展了四十余年,生业经济研究一直是关注重点之一。本文拟在既往研究基础之上,对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成果稍做整理和探讨,谈一点简单的认识。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中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以裴李岗遗址命名而来。裴李岗文化陶器组合以型式多样的壶和三足钵为主,也见有鼎、底部刺有孔的澄滤器、夹砂深腹罐、碗、豆、盆等。石器组合常见精致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及斧、铲等。裴李岗文化分布在今河南省境内大部,北到林县、安阳,南抵南阳盆地、信阳、潢川,东至杞县,西可达三门峡卢氏、灵宝。其主要分布区位于嵩山周围,以郑州西、南部地区遗址发现最多,分布最为密集(图一)。目前的主流学术观点认为,裴李岗文化可以划分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类型和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贾湖类型。一般认为其年代在距今8200年至7500年左右,贾湖遗址最早可到距今9000年前后。

广义的生业经济,一般指人类资源生产的不同手段和谋生方式,例如采集、狩猎、渔业、畜牧、农业等社会生产活动,涉及人类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基本内容为食物生产,也包括服饰、建筑建造等其他维生手段。本文的生业经济取狭义的概念,主要指食物生产。生业经济研究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考察。微观生业经济研究主要通过动物遗存、植物遗存等方面的研究来实现,还包括利用人骨、人牙结石残留物、动物的碳氮同位素和微量元素比值变化来分析其食谱结构与转换过程,多进行种类数量及比例的比较,偏重于定量分析。宏观上通过把握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形态、在史前考古中的时代背景以及生产工具组合来估计其生业经济所处的阶段和地位,偏重于定性研究。

一、动物遗存的研究

动物遗存方面,各遗址大多只发表了发掘简报,报道的内容都极其简单,只能了解大概发现了哪几类动物骨头,其中瓦窑嘴和贾湖遗址发现的动物种类比较丰富。贾湖遗址在2001年的发掘中,引入了筛选法进行系统采样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资料相对详细(表一)。

贾湖遗址发现的动物组合十分丰富,包含有贝类、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等,又以鱼类和哺乳类最为丰富。研究证明确实存在家猪驯养,并可追溯到贾湖一期,在贾湖第三期已经略有进展,猪下颌骨还见于墓葬中。狗已驯养,狗一般多发现完整的骨架,也许和祭祀活动有关,较少发现有食用的碎骨。总体上家畜饲养还只是辅助手段,主要的肉食来源为狩猎、渔猎获得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捕获的鱼类占有主要地位,鹿科类的小型野生动物也占有较高的比例。

在属于裴李岗文化晚期的班村遗址,据研究猪占到全部动物个体数量的59%,猪可提供肉食量的71.96%,而以鹿类为主的野生动物数量仅占41%,显示家猪已经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瓦窑嘴遗址的动物种类也较丰富,但仅发表了简报,缺乏进一步研究。

其他不少遗址都发现了猪骨,但很少经过鉴定。动物遗存的研究主要关注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比例,目前仅贾湖和班村遗址有一定的研究,其他遗址材料则比较缺乏,还难以对整个文化的情况做出评估。家畜饲养方面,猪的驯养是研究的一个重点,狗早已驯化。贾湖一期已经发现家猪,从已经发生齿列扭曲来看,其起源时间还可以更早。在贾湖遗址,家猪占主要哺乳动物的比例在10%左右,提供的肉量比例占27%;而班村遗址中猪占肉食量比例则高达71.96%。野生动物资源丰富,贾湖遗址种类繁多,其中渔猎占据较大比重,其次为小型哺乳动物,班村则主要为鹿科动物。贾湖与班村遗址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肉食资源获取方式和来源有很大差别。但除此之外,其他遗址的材料都极其缺乏,很难反映整个裴李岗文化时期不同遗址肉食获取方式的全貌,是否各遗址普遍都有驯养家猪以及野生动物在肉食中的比例还不清楚。在其他家畜饲养方面,早先有人认为牛和羊也已经被驯化,但得不到动物考古研究的支持,目前的研究显示,牛和羊的驯化都是在青铜时代遗址才真正发现。鹿、牛、羊应该都属于野生动物,其中鹿在不少遗址中都能见到,但大多缺乏具体数量和比例。裴李岗文化动物遗存的研究,还需要在更多遗址的发掘中引入筛选法,系统采集动物遗存样本,从而对不同动物在食物结构中所占比例进行研究。

二、植物遗存的研究

相对而言,植物遗存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这主要得益于考古研究者对农业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持续关注,以及近年来浮选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对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的残留物分析、牙结石残留物分析和土壤植硅体分析等等。

传统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在各遗址发现的碳化果皮、果核以及少量集中的类似粟黍类的植物种子,红烧土中发现的稻壳等。其中坚果类壳斗科的橡子几乎在采集到植物遗存且经鉴定过的所有遗址中都能见到,出土概率极高,胡桃科在裴李岗、莪沟北岗、水泉、石固、贾湖遗址都可见到,出土概率也很高。其他如酸枣、梅等在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现可能为碳化粟,水泉遗址M29小罐内发现似小米的朽粒,沙窝李遗址发现堆积比较密集的碳化粟,不过这些都没有经过科学鉴定。

贾湖遗址在2011年系统浮选出大量大植物遗存,以硬壳果核为主,另有植物种子和块茎,数量都十分丰富。硬壳果核又以菱角为主,与野生相似,另有栎果和山核桃等;植物种子可鉴定的有稻谷和野生大豆,另有大量禾本科植物种子,尤其是马唐属、稗属杂草等与稻谷同出;葡萄属植物种子,可食用和酿酒;其他还有构树、苘麻等少量。另外对15件石磨盘取样残留物分析发现有小麦族、菱属、薯蓣属、豇豆属、薏苡属、睡莲科、稻族淀粉粒。

一些遗址也利用过去调查、发掘出土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提取残留物进行淀粉粒分析,如裴李岗、莪沟北岗、沙窝李、石固遗址等,其中主要是栎属(橡子)、小麦族、粟或黍或薏苡及其他植物根茎等。其中大多以栎属(橡子)为主,可能为当时采集的主食来源之一。另外,在坞罗西坡遗址调查浮选出2粒粟和1粒黍,府店东遗址浮选出2粒粟的种子,这些种子介于半驯化的状态,是目前裴李岗文化唯一较为确定的粟的种子;在唐户遗址,还发现有黍和稻的植硅体(表二)。

植物遗存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突破是在府店东和坞罗西坡遗址都浮选出了半驯化的粟的遗存,这是裴李岗文化时期目前较为明确种植粟的证据,但数量极少,显示农业生产在植食结构中占比较小。依照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胡林遗址的浮选鉴定结果,赵志军认为东胡林遗址的粟粒在形态上已经具备了栽培粟的基本特征,但尺寸非常小,有可能显示出驯化过程中谷穗丰满和增大的形态变化,并代表了由狗尾草向栽培粟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类型;杨晓燕等对南庄头和东胡林遗址石磨盘、石磨棒的淀粉粒分析则认为,粟的淀粉粒的基本形态已经具有遗传控制的特征,推测在11000年至9500年这一时期,粟正处于驯化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有可能处于与野生近缘种混杂生长的状态。倘若如此,裴李岗文化时期粟极有可能已经半驯化或已经专门种植,或者还有一定的田间管理。

一些学者利用既往调查和发掘的材料,对石磨盘、石磨棒的功能进行辨析,认识到其主要用于采集植食的加工,通过提取残留物进行分析,量化所加工的植食种类和比例。对裴李岗文化遗址石磨盘、石磨棒提取的淀粉粒进行研究则发现,石磨盘、石磨棒并非简单的农业加工工具,主要用于采集植物的研磨,其中橡子在裴李岗文化的植物遗存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粟、黍类植物仅为其中较小的一部分,也包括一些块茎类植物。但在不同遗址中,各类淀粉粒所占的比例并不一致,大多数遗址以橡子为主,但贾湖遗址山药、菱属、莲藕等淀粉粒在样品中出现频率及绝对数量都占较大的优势,反映了不同遗址中人群在不同环境下的食物结构差异和生存策略。陶大卫对裴李岗遗址1977年发掘的两座墓葬中仅见的两枚牙齿进行了牙结石残留物分析,成功提取到一定数量的淀粉粒,获得了该遗址居民植物性食物的直接性证据。其中多数淀粉粒来自坚果类、块茎类和豆科等非农作物,少量来自粟黍类农作物,表明当时可能仍然是以采集植食为主的广谱经济形态。

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采集野生植物在生业经济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各类坚果特别是栎属橡子占据了较高的比例,还有禾本科的小麦族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粟已经处于半驯化的状态,个别遗址也开发利用块茎类植物,贾湖、唐户还发现了稻作遗存,整体经济形态处于一种“似农非农”的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不过,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残留物分析的植物淀粉粒数量的比例,未必能代表整体上植食来源的结构,粟(应该也包括黍、稻)主要是粒食传统,仅需要脱壳而不必研磨成粉,这样在石磨盘、石磨棒上留下淀粉粒的概率会大大降低,通过浮选鉴定的遗址样本还是太少,还需在今后工作中积累更多材料。目前利用墓葬材料中的人牙结石分析植物性食物种类来源,所开展的工作也仅是刚刚起步,样本数量太少,获取的淀粉粒数量也不多,虽然与其他学者对石磨盘残留物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验证,但毕竟代表性显得不足。

总之,裴李岗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系统浮选仅在个别遗址中开展,残留物分析检测的样本数量总体还不够多,且多是在既往调查发掘品中取样;一些石磨盘石磨棒上的淀粉粒十分丰富,一些则完全检测不出,是否因为发掘时清洗或遗物本身埋藏环境等造成保存不佳或者有功能差异等并不清楚。各遗址更是缺乏不同时段的具体分析。考古工作的偶然性与遗物保存状况的不确定性,都还需要更加细致、更成时间序列的大量样本来减少误差,以便深入了解不同遗址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状况和选择策略,最终找到农业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原因。

三、生产工具研究

早期生产工具研究集中在裴李岗和贾湖遗址,主要从形制和分类的角度,加以综合对比,直接对各类工具的用途进行定性研究,划分出农业生产工具、粮食加工工具、渔猎和纺织工具等。研究认为,裴李岗文化的工具组合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贾湖遗址甚至已经进入耜耕农业阶段,农业是贾湖先民最主要的经济生产,渔猎经济仅次于农业生产。

《舞阳贾湖》的生产工具研究更加系统化,通过选取遗址前六次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骨镞和骨镖做依据,进行统计和分期研究。研究认为,贾湖遗址第一、二期以狩猎、捕捞为主,农业为辅,在第三期农业已经超过了狩猎和捕捞业,显示农业经济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在《舞阳贾湖》(二)中,新增了2001年发掘资料,并利用生产工具的数量统计做了分区研究,尝试对聚落经济分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五大区在墓葬和遗迹出土生产工具的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由于当时聚落内部区域的生业方式不尽相同,区域内部的分工可能已经存在”,西南区大量石质工具,可能表明西南区农业种植比较发达,西南区墓葬随葬农具较其余各区都高,占到了随葬工具总数的13.1%。

吴文婉对裴李岗文化16处遗址生产工具做了统计分析,剔除了5处遗物在10件以下的遗址,并假设一器多用的器物都参与了相应的活动,将部分工具重复列入不同的行为中计算,按农业、采集、狩猎、渔猎、加工植食、加工肉食及其他资源生产分为六类进行统计。发现几乎一半工具用于获取食物,其中农业工具最多,但尚不足一半,其次为采集、狩猎、渔猎,后三者为攫取性经济,超过了农业生产。在对裴李岗类型和贾湖类型的比较中,发现二者差异明显,最突出的是裴李岗类型农业生产工具的增多和渔猎工具的骤减;其次是加工植食工具的比重是加工肉食工具的9倍左右。作者分析,可能是不同生存环境导致裴李岗类型生存压力较大,不得不进行更多的食物生产,增加植物的栽培,因此农业生产工具和植物加工工具表现突出。

生产工具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器物组合来进行,早先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今证古的方法确定器物功能,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全套农业工具,甚至有了耜耕农业。新的研究显示石器功能并非单一,大多为多用途工具,微痕分析显示石铲可能也主要不是用于耕种而是建筑掘土,石磨盘功能亦较多样化,可以因目的不同而使用研磨、杵捣、搓磨等不同操作方式,微痕和残留物分析显示可能主要用于采集植物的加工。尽管一些工具的功能还不太确定,但通过贾湖遗址生产工具的系统化研究显示石器工具有从早到晚呈直线性增加的趋势,并伴随中期骨器的显著增长与晚期的急剧减少等现象,恰与农业经济在晚期比重有所增加,狩猎减少的趋势较为一致。

另一方面,石器功能的不确定性令相关工具组合分析的结论大打折扣,即便如吴文婉那样将多用途的器物代入不同分类中重复计算,也还有一些器物功能可能代入不准确,或者某种器物存在某种主要使用功能,平均分配在各种分类中的数量就更加缺少代表性。同石器相比,骨器特别是骨镞、骨镖等的耐用性远不如磨制石器如石斧等,磨制石斧可能能够用上几十年,而骨镞可能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就会消耗掉很多,另外骨镞、骨镖这样的易耗品往往数量较大,二者混同直接统计数量和计算比例,也是不合理的,不能真实反映出农业与狩猎渔猎的实际比值。而且,似乎我们很难将一些生产工具归结为是用于农业生产还是用于采集,通常只知道这些工具同生产和加工植食资源相关,强行将两者分开并重复计算,实际上又放大了植食生产和加工的数值,增加了更多干扰数据。因此,工具功能的定性研究仍然十分重要,而更进一步的定量研究则需考虑到更复杂的情况,以避免重复计算和不恰当对比。

在对生产工具的研究中,即便我们从微痕、残留物和植硅体等方法上确定某种器物为多用途工具,仍需结合一些其他因素讨论器物的主要功能。一些工具主要在裴李岗文化时期使用,而在仰韶文化中已经较少见或者甚至已经淘汰,它可能就与裴李岗文化时期特殊生业经济最具相关性。某类工具的主要使用功能,除残留物分析之外,微痕及器物损耗程度也是重要的参考。例如裴李岗文化时期最具特色的锯齿石镰,在仰韶文化时期几乎不见,且其磨耗程度较大,常见刃部大面积损耗,不像是简单收割禾本科植物就能造成的,很可能在利用的时候主要是锯而非割,不排除装上长柄以采集高处的橡子的可能。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更多证据和实验考古的验证,甚至还可能直刃与弧刃石镰(通常弧刃石镰也较长)本身也存在主要功能的差别,都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与仰韶时代主要用于收割谷物的石刀相比,确实石镰的磨耗要大得多,而且裴李岗文化之后的石镰很少再有锯齿,或许裴李岗文化时期石镰主要用于采集坚果如橡子等。石磨盘、石磨棒在裴李岗文化之后就很少见到,反而杵臼等工具增加,实验显示杵臼更容易脱粒,在以粟为基础的旱作农业较为发达的仰韶时代,粟可能因为粒食,不需要磨成粉再食用,因此石磨盘、石磨盘碾磨功能消失,导致其数量急剧减少。倘若这几种常见的工具主要用于采集,那么也基本可以确定裴李岗文化时期采集经济在生计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甚至是主要地位。

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仅贾湖遗址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他遗址均存在材料严重不足的问题。既有的研究给我们构建的史前生业经济模式图景还主要是散点式的模糊印象,采集经济可能是当时生业经济的主流,农业只占其中较少的一部分,但不同遗址或许会有具体比例的不同。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还需要扩充材料,开展更多的科学发掘,全面收集各类遗存信息,以弥补资料的缺陷,了解各遗址生业经济的具体细节。

四、聚落形态与经济规模的长时段比较视角下的宏观考察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及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有关食物获取方式的两大类型,狩猎采集和农业生产这两种不同内涵的经济模式,并非是在一开始就以一种生产方式完全取代另一种的“革命”,而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这两种食物获取方式曾经长期共存,即便在农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社会,人们还会采集野菜、野果等来度过饥荒时期。而在最初的农业起源和发展阶段,狩猎采集经济更加必不可少。动植物在人类选择干预之下,要发生基因和表型特征的突变,达到驯化的程度,从而提高产量,也同样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例如研究较多的小麦和水稻的驯化都需要1000-2000年的时间才能出现明确的驯化特征。虽然动植物的是否驯化不能完全作为是否进行植物栽培、动物饲养的唯一判断标准,但也说明在介于驯化和野生之间的中间地带,人类的确有必要长期采用两种生计方式并存的经济策略。布鲁斯·史密斯就认为,介于采集狩猎和农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单独和普遍的一类极为多变和成功的长期社会经济策略”。而裴李岗文化时期正是处在这一中间地带的时期,农业可能已经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但采集狩猎经济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聚落形态和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时生业经济的总体面貌。

相比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裴李岗文化时期文化堆积更加丰富,聚落规模的确有所扩大,而且定居程度明显增加。从文化层厚度看,保存较好的遗址都能见到连续的文化层,一般有一到两层文化堆积,有的地方较厚,灰坑密集处厚度可达1米以上;从聚落面积和规模看,一般以1万平方米为多,贾湖遗址达到5.5万平方米,相较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仅数千平方米已经大大增加;从聚落内部功能看,房址、灰坑(有些是窖穴)、陶窑、墓地一应俱全,完全具备长期定居的建筑要素,已可形成完整的生活单元;从器物组合看,陶器、石器、骨角牙器(应该还包括不能长期保存的竹木器)种类丰富,功能多样而齐全,涵盖了采集、种植、狩猎、渔猎等各种不同生计方式的工具,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也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中心营地有了显著区别。长期定居的形成意味着活动范围的减少,人们必须在更有限的活动空间内增加产出以维持日常生计,广谱的生计形态十分必要,除沿用攫取性的采集、狩猎方式外,从工具改善到农业种植生产、家畜饲养都可能用来保持定居维持生计。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以上因素大都有所发现,各类工具,主要是石器数量、种类、磨制精细程度及器物的标准化程度均有增加,耐用性差的细石器和小石片工艺工具急剧衰落,石镰被精心加工出锯齿,石磨盘形制上更加规整且被啄出四条矮足以增加稳定性,北方旱作农业的黍、粟等已经驯化或处于半驯化状态,并已有一定的种植规模,家猪在贾湖一期已经出现。这些变化既提供了定居的基础,定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变化的发生,是一种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

另一方面,相比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还存在很多较为原始的特征。从聚落内部遗址规模上看,文化层堆积相对较薄,大多只有一层,多为灰坑、墓葬、地层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总体上叠压打破关系少见。贾湖遗址面积5.5万平方米,文化表现已经相当发达,发现了骨笛、龟甲器、叉行骨器、契刻符号、多间建筑、平面近方形的房址、干栏式建筑、较多的绿松石随葬、居室葬、大规模二次葬、以猪下颌骨随葬等复杂葬式等等;其他裴李岗文化遗址大多规模较小,少见复杂的反映精神文化内涵的器物和建筑形式。从聚落内部看,能直接反映定居程度的房屋建筑,还显得比较简单,耐用性差,布局较随意,不见真正的向心式或成排布局。房址还主要是浅地穴式,近圆形或椭圆形,大多面积小,空间狭窄,类似窝棚,很可能平时极少在室内居住,主要用于盛放陶器、粮食及雨季避雨。即便发达如贾湖遗址,部分房址内部已有承重柱,外围立柱也是直立的为主,可能已经有了木骨泥墙,并且出现了多间建筑,但总体室内空间狭窄,有的缺少室内灶,圆形、椭圆形也不如方形房屋便于扩大形成连间建筑,房屋柱洞分布并不均衡,甚至难以从灰坑中区分出来,数量上与墓葬并不匹配。贾湖多见两三座房屋、灰坑、陶窑、墓葬(包括瓮棺葬)形成的小组合单元,更类似小型核心家庭或扩展家庭组合,陶器生产技术简单,规模小,显示出各单元之间协作性不够强,多数时间以核心或扩展家庭自给自足的特点。裴李岗遗址面积达到2万余平方米,相对面积已不算小,前后三次发掘未能发现房址,其中1979年最大规模的发掘选择在遗址中心区,堆积较厚,很可能就是未能将房址从灰坑中辨识出来,更说明当时的建筑技术简单,耐用性差,也从侧面反映定居程度并不发达。裴李岗墓地虽分两层,但墓葬较少叠压打破关系,很可能人口规模较小或使用时间不长。墓地发掘了114座墓葬,差不多已经完全揭露,多为单人葬,仅一座为双人合葬,即便算上一些墓葬被毁,以及可能还有小孩婴儿墓葬没有葬在墓区,估计总数也不会超过300人。如以当时人群平均30岁左右的寿命估算,大约300年的时长就已经有了10代人,以一代30人的规模计算,也就达到了300人墓葬的规模;如果我们以平均60人的人口规模计算,则最多经历5代人,墓地持续时间则仅约150年。可见裴李岗遗址的人口承载能力并不高,墓区持续的时间也不太可能超过300年。从器物组合观察,陶器的数量有限,火候不高,随葬陶器不多,大多只随葬一件陶壶,面积狭小的房屋难以容下太多陶器,两三座房屋与原始陶窑的组合也显示陶器生产规模较小。普遍使用带双耳的陶器,尤其随葬品中最常见的陶壶大多有双耳便于系绳,也显示出一定的可移动性,不排除在定居之外间或有短期的迁居情况。裴李岗类型遗址中少见狩猎、渔猎工具及相关动物遗存,一方面可能和遗址保存状况较差,普遍发掘面积不大有关;另一方面不少遗址发现有少量细石器或小石片工具,也可能与短期的外出狩猎迁徙有关,不排除还存在专门狩猎的临时营地。从宏观聚落形态观察,河南省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不足200处,在山前丘陵常见3-5处一组的小聚落相对集中分布模式,不少遗址仅发现某一时段的遗存,如郑州地区以裴李岗文化中期遗存为主,其余地区大多为裴李岗文化晚期,大多数遗址都缺乏裴李岗文化之后的仰韶文化地层,像贾湖、石固遗址那样各期较为连续的遗址十分罕见。可见,维持大规模人群和长时段的定居还有相当困难,应对气候突变能力较弱和对环境的资源依赖程度还比较高,裴李岗文化扩张的方式似乎主要以人群整体迁徙为主,这也说明裴李岗文化人群农业生产能力较弱,对野生资源的依赖性仍然很强,生产方式当以攫取性的采集狩猎经济为主。

五、结语

我们可以大致以21世纪为界把裴李岗文化生计研究分为前后两个研究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采用传统动植物遗存收集方法,很大程度上只重视种类的分辨,缺少系统和量化采集,研究上也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较为笼统地采用定性方法,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已出现猪、羊家畜的饲养”、“比较发达的农业……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进行一定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发达的原始农业”、“锄耕农业”等等。后一阶段则以贾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代表,不仅开始利用浮选等手段系统采集各类动植物遗存,而且开始专门的动物遗存研究,利用大植物遗存及淀粉粒、植硅石及食性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力图扩展食物生产遗存研究范围和开展量化分析,加上生产工具的系统研究等等,认识到裴李岗文化时期采集经济的重要性,农业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将裴李岗文化遗存的生业经济归纳为“似农非农”、“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

在系统化传统工具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浮选、残留物分析、食性分析等手段,裴李岗文化遗址生业经济研究,已经有了不小的突破和进展。早先认为裴李岗文化已经进入原始发达农业的观念被打破,石磨盘、石磨棒不再简单看作是农业粮食加工工具,而是主要用于采集植物的加工,尤其是橡子在各遗址的占比中地位突出,石磨盘、石磨棒也许主要是加工橡子类采集植物的;石镰也可能主要与采集植物如橡子等有关;家猪驯养、粟、稻类的驯化状态有了切实的实证证据,农业种植虽然已经产生,但仍然在食物生产结构中只占据较少一部分,以狩猎、渔猎、采集植物为主的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总体上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聚落形态的分析也显示裴李岗文化时期虽然有了更为稳定的定居状态,但整体上遗址规模不大,对环境依赖性仍然很强,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资源的压力可能变得突出,可能仍然存在短期迁居及长时段大规模迁徙行为,也从侧面反映了食物生产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生业结构正处在“似农非农”的“中间地带”。

另一方面,裴李岗文化生业结构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资料依然较为缺乏,虽然近年来利用过去发掘的材料,对多个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以及个别墓葬的人牙结石开展了残留物分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缺乏系统性和历时性的比较分析材料;另外,系统的发掘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贾湖遗址一处,贾湖遗址虽然整体上显示文化较为发达,值得重视,但与其他裴李岗文化遗址,尤其是裴李岗类型遗址比较,还是存在诸多差异,所反映的生业经济结构也不完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对其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系统研究,仍然十分必要。

(作者:李永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