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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庚北平日记》看他和商承祚60年的友情

日期:2019-12-02 来源: 评论:

[摘要]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音,到晚年龃龉愈多,甚至有反目传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著名建筑所题匾额,如文科...……

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音,到晚年龃龉愈多,甚至有反目传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著名建筑所题匾额,如文科大楼内的古文字研究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容商生前,他们的关系就被人津津乐道,直到如今,有关容商的话题在康乐园仍不绝如缕,时有听闻。

容庚(左)与商承祚合影(1982年)

对于容商关系,最有切身体会、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们本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更有价值、更不容忽视。笔者整理《容庚北平日记》,对其中有关容商交往的记录印象深刻。经统计,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记》20年中共出现203次(一天中重复出现不计),数量仅次于容肇祖(三弟,337次)和于省吾(312次),而多于容妻徐度韦(170次),足可见两人交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两人关系,笔者略为排比,敷衍成篇,并提出容商关系晚年变调问题,以为读者及研究者参考,且就正于方家。

北上求学 容商初识

《容庚北平日记》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记中有“寄内子及锡永函”,这是商承祚第一次出现。容商初识于1922年夏天,因此有必要补述他俩相识经过及最初交往情形。

1922年夏历五月,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时拜访罗振玉,商承祚正师从罗氏研习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栈拜访,两人因此相识。商承祚晚年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回忆:“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系,然后去拜访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谙北方话,我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的兴奋。我们谈家乡的风物,谈京津的见闻,谈共同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究的计划。”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锡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长商承祚8岁。两人相识缘于罗振玉,乡情、乡音和共同的志趣更使他们一见如故,友情迅速升温。容庚在《金文编》序中也说:“十一年(农历)五月,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初稿请正,辱其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时罗先生之子福颐有《古玺汉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虚文字类编》,与余不谋而合。”他在《甲骨学概况》中又说:“初余访罗振玉先生而归旅舍,忽有电话至,余甚惊讶,询之,则罗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从罗氏撰集《殷虚文字类编》,闻余有《金文编》之作,志趣相若,故亟谋一面。”

同年秋,容庚得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夙愿以偿,喜出望外。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复函称“近因赶写《殷文》,致忘作复,顷理积书,始发见尊缄,健忘抑何可笑”,又称自己《殷墟文字类编》“已书十四卷,如释重负”,并转达罗先生对《金文编》古器考所定目次的意见。此函容庚生前一直保存着,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为容商友谊最早的文字和实物见证。

1924年2月14日,容庚与商承祚、容肇祖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锡永、希白、元胎来……锡永与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经容庚介绍,商承祚亦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希白北来,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经罗先生介绍,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因初创,只有他一人,劝我也入学,免得孤单,后来我也去了(但未毕业),我们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应该只是短暂逗留,因为同日顾颉刚致容庚手札中有“锡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语。

离多聚少 鸿雁传书

如果以1952年为界将容商关系分为前后30年,则后30年他俩同行同事,朝夕相处,而前30年离多聚少,鸿雁传书。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师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顾颉刚致容庚函称“锡永师大之事总非办法,闻中山大学刘奇峰已走,现由陈钟凡任文学院长。锡永如肯回粤,可函闻野鹤君询之”,可见商承祚在师大任教是临时性质。1934年,商承祚离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容商二人同处北平时常过往的时间只有4年,在此前后,他们除了偶尔互访(如商承祚来平,容商欢聚;容庚南下探亲,顺道在南京或广州拜访商承祚)外,大多以书信方式联系。

《容庚北平日记》

商承祚离开北京大学,1925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讲师,与《容庚北平日记》起始时间基本吻合。容庚是年通讯录记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从日记记载看,仅1925年上半年,容商往来函件即达20多通。而这些函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记多未记函件内容,但有两个细节很可玩味:

一是商承祚结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罗君美来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诉他:“锡永于1月31日(正月初八)在六合县举行结婚,通信由六合县东门内孙宅转交。”

二是容庚为商承祚寄赠资料及双钩碑铭:3月14日,“寄商锡永信,坿赠汉石经残石拓片两纸;4月11日,为商锡永双钩《西狭颂》、《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额五种;13日,“双钩《景君碑》、《樊敏碑》篆额两种”;15日,“摹苏君神道并前所钩篆额,寄商锡永”;23日,“临秦公敦一过,寄锡永”。5月2日,容庚“接锡永信,并赠二大笔”。商承祚赠笔,可能与容庚为其临摹碑帖有因果关系。

是年暑假,容庚南返探亲,随后偕母亲从广州乘船北上,经上海、杭州等地,沿途旅游观光。9月3日晨抵达南京下关,下午“访商锡永,乘马车游明陵、秀山公园、莫愁湖”。这是两人在日记中第一次见面。4日,“与锡永往各书肆购书”;5日,“锡永与其舅孙雨廷来,与母亲同往游秦淮河”;6日,容庚母子早“六时乘马车往车站,锡永送行”。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数年间两人结下的深厚友谊。

此后两人仍然书信联络不断,互寻资料,互赠著作。如容庚代商购《长安获古编》、《陶斋藏石记》、《金石丛书》等,商承祚赠容庚《石文编》、《殷虚书契类编》。容庚还曾代商承祚在成兴斋购棉连纸。

1926年容庚《金文编》问世,曾寄赠商承祚并请其代售。他作为教材的《文字学讲义》印行后,也曾寄赠商氏。年底他统计《金文编》赠售情况,售出的82部中,商承祚即占8部,可见其推广之得力。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在京聚首数年后,我又于1933年南下,任职于金陵大学。”1933应为1934年之误,1934年9月5日容庚日记:“饭后至史语所。五时至泰丰楼,公宴商锡永、戴家祥、吴其昌,送行。”1935年初,容庚与唐兰受教育部委托南下考察送展伦敦博览会青铜器,1月16日抵达南京,“八时至浦口,头乘船至下关。寓中央饭店。访容大块、商锡永”。

厂甸淘宝 力持异议

容庚毕生以研究青铜器及其铭文文字为志职,他的青铜器研究与收藏实践难以割离,《容庚北平日记》对收藏多有记述,他曾将自家藏器著录成《颂斋吉金录》及续录。1928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说:“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这一天他与燕京大学会计主任范天祥、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以50元购得昜兒鼎,以8元购得三羊镜和得志小玺。这是他购藏青铜器之始,有趣的是,这一天的淘宝历程也与商承祚有关,1929年2月,他以160元将此昜兒鼎售与商承祚。

商承祚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从罗振玉研习甲骨文字,同样热衷于古物收藏。

容庚(左二)与商承祚(左一)

1929年2月9日晚10时,容庚接到商承祚电话,得知其已来北平,住在施家胡同北京旅馆。第二天一早,容庚进城往北京旅馆,老友暌别多年,相见分外亲切,他们一同逛厂甸,然后在宾宴春聚餐,他当晚也住在北京旅馆,继续未竟的话题。他俩之外,尚有关藻卿。当天日记载:“与锡永同来者为关藻卿,乃锡永之学生,挟资购古物甚夥。人颇豪爽,收藏而兼贩卖者也。”

关寸草(1903—1948),原名关报,一名关善,字藻卿、藻新、春雷、寸草、春草,以字行,所居曰益斋,又名南越木刻斋。广东南海人,富收藏,以鉴别古瓷驰名广东、上海。所藏古玺印极富,马国权在《广东印人传》中说:“近世粤人藏古玺印之富,春草几与商契斋(承祚)相埒。”其所藏金石古器中,著名者除南越木刻外,尚有南越古冢之铜镜、玉腰带版、殷墟的甲骨、商周秦汉之陶泥砖瓦金石,宋钧窑、汝窑瓷器及宋拓《颜鲁公争坐位帖》等。

商承祚1927年应顾颉刚之邀,任中山大学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年仅26岁。关寸草是他学生,但只比他小2岁。容庚称关寸草“挟资购古物甚夥”,可见其应为富家子弟出身。

11日上午,容庚陪同商承祚、关寸草往大泉山房看造像,他推测:“锡永之来,盖专为此。”他们当天下午一同前往海甸容庚家中观看藏品,傍晚又一同进城,商承祚在西车站食堂请晚餐。

回到旅馆,他们接到大泉山房高少木回信:造象四尊索价万金。商承祚与关寸草商议准备还价至七八千即可接受,但容庚力持异议,谓如此还价他不愿同去负此责任。最后商定还价至五千。

12日上午九时,一行三人开往大泉山房。容庚日记:“商等于还价事呐呐不能出口,由余代还价五千。”对方当然没有马上接受。中午由容庚出面请商、关及高少木、周希丁在撷英西菜馆吃饭,餐毕一同游厂甸。当晚高少木请洗澡,“答允所还之价”。商承祚、关寸草十分激动,于是“再购造象柱二、佛象四,共六千四百元,并请撷英晚餐”。

与商、关二人同游数日,容庚收获也很大,他在大泉山房购铜镜二价20元;匋尊一价5元,腹内有“作尊”二字;在式古斋购兵器六价20元;铜铙一20元;姚师臣、徐锦江、王懿荣等金扇面四页,5元。其间,他还将前购之昜兒鼎售与商承祚,价160元;匋尊照原价5元出让;出售在古光阁所购之父丁爵与关寸草,价100元。

3月6日,容庚听许地山说,辑古斋有唐画佛象四幅,遂往观之,该店索价1600元。他到式古斋见商承祚、关寸草,晚上商请晚饭于春华楼,估计曾谈论画象事。7日,他们一早往辑古斋,购敦煌所出唐画象四幅,小造象一。容庚请商、关二人在春华楼早饭。12日,关寸草购一彝,甚佳,价700元。

商承祚致容庚手札(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谓:“弟计去岁北行一次,亏空二千金,至今尚未了债。好古者多痴子,兄亦可称道友矣。寸草因为生计所迫,与人合资开一古玩店,以西人为目的,字、画、瓷为大宗,下月即可开幕。”此札未署年月仅署“廿四日”,应作于此次厂甸购物之后。

那一批佛造像,大众山房出价万金,因容庚力持异议以五千成交,也是天文数字。它们究竟是何材质,是何年代作品?容庚日记并无详细交待,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关寸草1948年客死申江,英年早逝,他在粤、沪两地的藏品均已散佚,包括其所藏南越木刻,不知是否包括这批佛造像。

“商氏吉金” 见证友情

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这一年,容庚只有零星日记,所以未见商承祚初到北平情形,仅于12月收支表中有“锡永书48元”之记载。无疑,这一段时间容商二人会时常见面,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每次到清华授第一堂课,必于前夕下榻希自家,得以研讨学问,或欣赏其所得的古器物,对该器真伪之见,时有分歧,乃至高声辩论,各不相下。”

1931年1月,《武英殿彝器图录》出版,12日,容庚交赵斐云转北平图书馆一部、商锡永一部。16日,“一时商锡永来”,当晚住容庚家,次日他们一同进城,逛琉璃厂购物。23日,“一时商锡永来”。

容庚1931年2月21日日记

13日,“一时商锡永来,代领史语所薪五十元,并交罗君美款百二十元”,当晚仍宿容庚家,容庚“与锡永谈至十一时半乃寝”。2月20日,商承祚、徐中舒、浦江清来燕京大学容宅相聚,饭后商承祚、徐中舒留宿家中。次日,星期六,故都北平春明景和,容庚与徐中舒一同进城,先后拜访傅斯年、胡适,并往琉璃厂购物。

商承祚在清华兼课,一直住在燕东园24号容庚家中。商承祚住城内,容庚进城未返,多住东莞会馆,偶尔也住傅斯年家。如,1931年1月24日,容庚进城到琉璃厂购物后,晚住静心斋史语所傅斯年家中,“商锡永先在,徐中舒亦来”。2月1日,容庚“到式古斋会商锡永,同往古玩铺,在雅文斋购一鼎,价25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一价150元;寿万年镜一价25元;又唐镜一价5元;穿带印一价2元。还旧欠轴头一1元;矛一2元。共185元。”当晚大泉山房掌柜在春华楼请客,容庚仍回傅斯年家宿,“锡永十一时乃去”。

容庚1931年通讯录记商锡永地址为“东城东板桥二度桥”,1932年始有在商承祚家借宿记录。3月26日,晚“十时往周季木家,观新得彝器八,价千元,以陈侯午敦为至佳。二时许至锡永家宿”。6月1日,“十二时在商锡永家宿”。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1932年春,我在天津从读罗师之时,希白由京来访,寓我家,每长谈至深夜。一日,一觉醒来,发现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的小印,章法布局匀称,刀法古朴,实属佳构,边款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异常宝爱,带着它到南京、屯溪、长沙、重庆、贵阳、成都,又带着它回广州,直至今日珍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

这一方“商氏吉金” 印,商承祚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确是容商友谊的最有力见证,相信他写作此文时手边还拿着这方印。因为边款刻有“廿一年一月”,所以时间——1932年春无误,但地点却出现偏差——不是在商承祚家,更不是在天津。对此,容庚日记有明确记载:1月15日,“商锡永来”,“为吴梅刻名印,为锡永刻‘商氏吉金’印”。

《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还有一处误记,是时间错误。抗战爆发后,“当我在西南见到希白主编的抗日救国宣传小报《火把》,要把革命的火烧得更旺,钦佩之余,大大激起我抗日救国的热忱”。《火把》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编是学生吴世昌,容庚只是有力支持者。当时商承祚尚在北平,他写此文时将“九一八”误为“七七”,时间提前6年。1932年2月21日,容庚日记有“交《答张荫麟书》与吴世昌登《火把》”之记载。

容庚与罗复堪的交往始于30年代初,北平沦陷后更为频密,而他最早拜访罗氏即有商承祚陪伴。1932年5月22日容庚日记:“八时许与锡永、海波往访罗敷盦,留饭。”

容商辩难 乐此不疲

1929年2月,《宝蕴楼彝器图录》印行,是年底容庚附记该书名单:“商锡永六部”,估计赠送1部、代售5部。商承祚读此图录,认为有些器物时代可疑,遂作《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寄容庚,容庚读后寄还原文,并附《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作跋后一并刊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百年纪念号》。在别人看来他们可能是“死对头”,但商承祚说,“殊不知我们是知己挚友,情谊非同一般,才会这样做”。

容商二老关于《宝蕴楼彝器图录》往还函

容商辩难始于青铜器,是形诸文字的学术争辩。次年秋商承祚任教北平,他们时相往还,朝夕相处,关于器物真伪问题的口头讨论更多。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诣颇深,我不及他;而于辨伪鉴别则他不如我。我初购铜器,每受沽人之欺,经过不断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无切身之痛的。我谓伪,他谓真,各不相让时,希白事后却认真考虑研究,并不固执己见。此亦希白优点之所在。”

商氏所言“辨伪鉴别他不如我”,容庚可能未必同意。金文和青铜器是容庚的专长,他也有过“受沽人之欺”的经历,且他兼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于厂肆之外观看摩挲过无数皇家藏器。陈英杰在《容庚青铜器学》中说:“容老在各种著作中辨别商周秦汉疑伪之作千件左右,集历代铜器辨伪成果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商承祚在该文中说:“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高兴之极,见我来了,兴致勃勃地大谈此物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见过,因器真字伪而未买。希白不信,又争论起来,我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于是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他不能不服。”查容庚日记,未能确认此次争论是何时为何器,1933年1月17日,“八时进城,至式古斋,见所存西瓜鼎,敷出耳上四字”,或可作为参考。

1931年1月17日,容庚日记所记甚详,且涉及两人辩论:“十时半与锡永同进城,逛古玩铺。在大古购得铜轴头一,色泽佳,价2元未付。在大吉祥见一洗,鱼文清晰,索价60元。锡永在古光购得香炉槃,乃嘉平元年物,香炉失,槃有三孔,有与香炉足相连者。锡永不知,以为后凿,欲觅工填补。余告以故,乃止。槃破而字佳,且北汉物,亦罕见。”同年2月1日,他们又在式古斋、雅文斋购鼎、爵、镜,3月14日又在式古斋购铜器四件。可惜日记中再未见他们辩论青铜器真伪问题的记载。

商承祚在该文中总结他俩辩难时说:“我们在学术上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争过就算数,绝不耿耿于怀,不因争论而影响朋友之情。”

日记中也有容商互相代购器物的记录,如1931年2月20日,“商锡永为购宜侯王洗,价35元”。

辭工爵拓片及容商二老题跋

明义士曾购一辭工爵存在容庚家中,此为容庚欲得未得之物,也与商承祚有关。容庚记:“大泉山房物,还以百六十金不肯售。明义士牧师以百七十金得之。”商承祚补记:“希白畀价百六十元,后予曾为作缘,多增十金,大泉已首肯而希白犹豫。不十日遂为明义士攫去,希白终不能得,无悔小惩大戒,戒之戒之,为之掷笔一笑。商承祚。”容庚逛古玩店购物,谨小慎微,斤斤计较,为十元钱丧失一珍品,商承祚以此取笑,纯属善意。此爵拓片除容商二记外,尚有唐兰、吴其昌题跋,十分珍贵,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容庚日记1932年5月10日,“吴其昌、唐兰留吾家,为题藏器”,商承祚补记可能作于此后。

同处一室 友情变味

《容庚北平日记》止于1946年2月26日。前一天日记:“钞《画目》。下午访顾正容、孙海波。接顾通知,27日上午七时半与白崇禧同航空往重庆。饶引之请晚饭。”当天,容庚拜访了乔振兴、顾正容、徐宗元、朱鼎荣、孙海波、林志钧等人,然后“收拾行李”。

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容庚与顾正容与其同机飞往重庆,然后转赴桂林任教,在重庆与商承祚也有短暂聚首。第二年,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一文中写道:“去年春,余至重庆,商氏方卸盐署职,归自贵阳。自谓‘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余,聚首数日而别。”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也说:“1946年,希白到重庆,适我卸盐务职,归自贵阳,复得相见,我谓之曰:‘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欢聚数日而别。”此后的容商关系已是日记以外话题。

总结《容庚北平日记》20年间所代表的前30年容商交往,可谓亲密无间,也成为后30年容商关系的基石。陈炜湛在《忆容庚师》一文中说:“二老结交垂60年,不仅同乡,而且同学、同行、同事,情深谊厚,非他人可比。”他接着写道:“可是二老亦常‘抬杠(争论)’,有时还当着我们后辈的面‘抬’得面红耳赤,‘抬’完‘杠’,又和好如初。”

容庚日记手稿封面

容庚脾气犟,性子急,商承祚知道他“顶起牛来一顶到底”,因此见他脾气来时,“就往往不吭声,让他三分,待他气静以后,再徐徐与之分辩”。容商性格各异,由此可见一斑,而且60年不变。

后30年“抬杠”内容与前30年有所不同,陈炜湛说:“有时‘抬’得激烈,容老急不择言,往往有半似戏言半似责难之辞,如‘你是甲骨文的逃兵’,‘几十年来做了些什么?’每闻此言,商老往往不辩不驳,以示让他三分。”

这些责难显然不同于早年的容商辩难,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

黄天骥在《老圃秋容淡——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为打击容庚“反动气焰”,中文系召开批斗大会,重点揭发其盗卖国家文物行径。批斗者一个接一个发言,主持者勒令其“必须坦白交代”,但容庚坚决不承认盗卖国家文物。主持者大怒,一招手使出杀手锏——台下容庚一位老朋友站起来说:容庚,怎么没有!你把贵重文物××鼎,卖给了美国人×××,时间是×年×月。于是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容庚”口号此伏彼起。这一险情被容庚机智化解——他先是老实承认,然后说:那个鼎是假的,我把假古董卖给了美国人。群众先是一愣,随后哄堂大笑。

那个“老朋友”笔者怀疑是商承祚。容庚虽然见招拆招,化险为夷,但他内心的疙瘩是很难解开的。笔者就曾确切地听说过容商晚年失和的传说,相信并非空穴来风。1983年1月,商承祚作《我与容希白》一文,拟作为是年秋容庚90大寿寿言,“并博希白一粲”。该文对容商后30年交往一笔带过:“全国解放后,经院系调整,我与希白同在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又成了同事,复同住一楼,一上一下,直到如今。”友情如酒,越老越醇。容商友谊这坛老酒到晚年却有些变味,一定是掺杂了个性、学术以外的东西。商承祚在该文中说:“在‘批林批孔’阶段,希白认为孔子有其好的一面,要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否则无以服人。后来虽几经批斗,从不低头,‘真金不怕洪炉火’,此其可敬之处。”笔者以为,这一段话是我们理解晚年容商关系的关键——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致使容商关系失和,60年友情变味。

1983年3月6日,容庚逝世,商承祚听闻“犹如晴天霹雳,为之涕泗滂沱”,他在《我与容希白》附记中感叹“六十年老友,只希白一人而已”,寿文于是只能改为哀悼之用。莫向山阳过,邻人夜笛悲。康乐园内容商二老,从此只有依旧着唐装穿行于校园的商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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